4.其他：遺址有貝類闕如及骨器少見和有貝塚之別。 據黃士強先生之見，以上所述諸遺址中，八甲村遺址出現了貝塚，陶器的形制及紋飾顯得複雜，石器類型也較繁多，因而顯得較其他繩紋陶文化為進步。金門富國墩遺址，按張光直教授自陶片的拓片分析指出，繩印紋與劃紋好像是主要的裝飾紋樣，與大坌坑的繩紋陶在基本上是相同的。至於這兩個有貝塚的碳十四年代，張教授認為定於公元前4000至5000年之間或更早。有關粗繩紋陶文化的早晚層序關係，黃先生曾提出繩紋陶文化有若干不同之處。這些大概是由於時間不同造成的，但是沒有舉出具體的事實來證明。 Taira氏由台灣北、中、南三區所採得的海貝推測，台灣陸地上昇的先後年代為恆春半島約為距今3000年；中部為5000年；北部為6000至7000年。這種自北而南地殼上褶曲的現象經過了3500年才告完成。換言之，北部海岸平原較早露出海水面，然後中部，再南部，中間各隔了2000年的時差。我們雖然不能肯定這種不同時差所能帶給粗繩紋陶文化內容上的變異是質的抑或量方面的，但是飾以貝紋這種風格與因海岸線變化而產生的貝塚以及陸地上昇的因素有絕對的關聯。因為即使中性海岸才易成貝塚，粗繩紋陶民是否善加利用貝類作摻和料製陶以及利用貝類的天然紋理來裝飾陶器，我們不能遽下斷言。但是，若這種貝類不斷地出現在含有貝塚的繩紋陶業中，我們就有把握地說自然環境的成份已成為文化特質之一，而與其他不含貝類的繩紋陶文化加以區別。 若將上述觀點與地史串聯起來看，再以泰國繩紋陶年代（8068±200B.P.）以及日本繩紋陶年代（9240±500B.P.）做為下限，北部及中部的大坌坑式繩紋陶文化（非貝塚遺址）可能屬同源；而南部的鳳鼻頭繩紋陶文化極可能與八甲村和南關里繩紋陶文化另屬一源，或者後者較前者為晚，也有可能是古代聚落的位置受到台南期海進或是地形的因素而有貝塚有無之別。若果真如此，那麼有貝塚的古繩紋陶文化（包括金門富國墩及華南沿海貝丘遺址）的年代已知為公元前4000至5000年，因此，無貝塚的古繩紋陶文化（大坌坑式）推想至少是北部海岸平原露出海水面後形成的，其年代早到公元前6000年該是最低的估計。 至於，粗繩紋陶到底可以早到哪個年代，換言之，其文化前身有多古老，除了上述的日本及泰國的年代可做參考外，另外，較無爭議的早期繩紋陶，屬長江中游地區的彭頭山文化，年代在距今8000年或更早。其次為華南江西萬年仙人洞下層文化的獸骨化石斷年：8825±240B.P.（或是公元前6875） ；以及廣西桂林甑皮岩遺址的海蚌斷年：11310±180B.P.（公元前9360） ，可說是目前所知的最上限，尤其是後者。因此，麥康穆（William Meacham）在其「華南南部新石器時代的連續性及區域演化」一文中將大坌坑式文化、華南貨平文化和東南亞貨平文化一分為三，並列於公元前5000年到10000年此一時限內。因為他反對中原核心說，所以這波原屬同源的文化也就一分為三，而後在當地自行演變。但是他的年代估計卻沒想到竟與張光直教授在其新修訂版「古代中國考古學」所做的相吻合，不過！後者更進一步地指出大坌坑文化的來源是奠基於當地的舊石器時代文化。由這個結論而看，1968年在台東八仙洞所發現的長濱文化以下的（距今15000年到早於距今6000年之間）文化空白勢必要大坌坑文化來填補。 大致確定了這層古繩的年代之後，我們再來細看粗繩紋陶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係。對於為何施以繩紋的原因，很少人提及。筆者根據北美洲考古學家們對於繩紋陶的研究以及王仁湘的試驗結果，歸納成下列幾點： 1.施以繩紋後的陶器，可以減少提攜時脫落的危險； 2.繩紋多為拍墊法所印成的，所以拍板可將摻合料中的細砂粒拍到陶體外表，因而表面的孔隙較小且緊密以致於不易浸透。所以，可以防止散熱、易於儲食及煮食； 3.拍板上縛以繩索或是刻紋，易使粗砂粒拍到陶胎中央，增加陶土的緊密性及減輕陶器使用時的壓縮及張力。 上面曾經說過「大腹、小口甕」這種容器是「質粗含砂」 ，小口及大腹除了功能的意義外，質粗含砂另表示了兩種物理性：多孔性及浸透性。因此，陶體表面可以散發少量的水份，而使甕內的水易保持長久的冷卻狀態，這點該與「低地亞熱帶氣候」有關。陶唇下頸上的「脊狀突起」可能與縛繩以及繩紋陶大多沒有把手拉上關係。 對於為何使用繩紋陶，井川史子（Fumiko-Ikawa）教授認為經過燜過或煮過這道手續，很多植物可以進食而且易於消化；貝類煮過後，口部會自動地張開。要煮、燜、燉就必須用陶製容器。從這些特性來看，質粗含砂的繩紋陶最能反映沿海低地生態環境適應這一項事實。這個推論與張光直教授的「繩索的大量使用…證明當時植物纖維的…普遍利用…暗示著繩索與若干捕魚有關的用途」相符。再者，與繩紋陶相伴出土的錛鑿、石鏃也可看出伐木及狩獵在生業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石鏃與史前低地亞熱帶氣候而引起的天然火，或是因燒墾農業而造成草食性動物（如鹿）的集中現象及體大肉肥的效果，息息相關。 綜觀，古繩紋陶民若是對植物特性沒有相當程度地了解及採植物養分來均衡漁獵食源所造成的營養失調，必是無法踏上產食經濟的途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動、植物集中分布模式對聚落型態（如定居或是遷徙）有絕對的決定作用。因此，我們也可引申出：古繩紋陶民由於廣採生態環境中的天然資源，不時與資源的供求情況作調整，以免供求不當引致偏激。換言之，若非人口不斷地成長而與生態環境的常態關係發生失調，營狩獵及採集的南島民族祖先們是不會專注一擲地遠離閩粵沿海一帶，移民到外島甘願做「農民」 ，發展出海洋性的大坌坑文化。 |
